净能源危机：特朗普的贸易战与全球化的终结

信息流转化为新的能源注入经济系统，提供大量工作岗位并加快了整体经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净能源危机已步步为营。

近年来美国投入开发的非常规油气主要为致密油气、煤层气、页岩油气。随着生产的深入，开发日益向低孔渗低品位的储层延伸，特别是在对低产井优惠政策的鼓励下向致密砂岩储层开拓。促使其经济效益和产量增长的是以水平井和压裂为主体的配套技术系列。2008年之后，页岩气的飞速发展使天然气价格大幅降低，由14美元/MMBtu(百万英热单位，1Btu=1055.06J，下同)下降到2美元/MMBtu。在石油产量下降趋缓的背景下，美国页岩油的突破使石油总产量转降为升。

与此同时，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信息流转化为新的能源注入经济系统，提供大量工作岗位并加快了整体经济的发展。但需要注意的是，净能源危机已步步为营。

净能源危机

净能源是一次能源生产过程中能源产出与能源投入之差（净能源=能源产出-能源投入），是能源在生产时刨除自身所消耗的能源投入后，最终能提供给经济社会所使用的能源。其中能源投入包括一次和二次能源的直接能源投入和以非能源形式呈现出来的间接能源投入。

因此，目前的以净能源产出递减为特征的能源转型，通过减少储蓄率，进一步放缓全球生产力增长及资本积累，从而拖累经济增长。

FlorianFizaine（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教授）文章中提到了以下结论：1.据生物物理经济学理论可知能源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并且能源并非一种普通的生产要素；2.社会EROI（EnergyReturnOnInvestments，能源投资回报率）作为经济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需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其降低到最低门槛以下。对于美国来说，为了获得其整体经济的正增长，美国在能源方面的支出不得超过其GDP的11%。经实证研究，当所有能源支出都被考虑在内时，在统计学上有着能源支出增长1个百分点美国经济下降0.6%的规律。

Bashmakov（俄罗斯莫斯科能源效率研究中心）认为，在能源支出达到其上限临界值之前，所有其他生产要素都决定了经济增长率，能源不会限制增长。但是，当能源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门槛时，它抵消了实现经济增长的因素的影响，所以实现不了潜在的经济增长。

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GDP的增长为人的工作效率，而能源消耗为人摄入的能量。俗语言：“饭吃七分饱”，当人摄入的能量过多而超过某一阈值时，便容易酒饱思淫欲，而导致工作效率的大大下降。

从数据来看，一些经济增长衰退明显出现在能源支出激增之前，因此能源在这种背景下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另一方面，其他政治和市场诱发的经济动荡实际上与能源有关。例如，20世纪90年代早期油价低迷和不断下降导致苏联公共预算难以维持，石油输出的崩溃成为压倒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同样，2007-2008年次贷泡沫破裂实质上已经存在了几年，但迟迟未曾爆发，2008年的油价暴涨推波助澜从而使金融危机一发不可收拾。

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的终结

第一轮经济全球化始于16世纪，盛于18世纪中叶，此时的美国尚未独立，更不必谈主导全球化。第二轮经济全球化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能源支出占GDP的9%左右。从1910年到1945年，由于不断增加的（廉价）煤炭使用和新增的（昂贵）水电消费，总能源支出约占GDP的14％。而正是在这30年，先后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使得第二轮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断。

第三轮经济全球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1974年美国的能源支出激增至GDP的10％，1979年达到14.5％。这些众所周知的时期分别被称为第一次和第二次石油危机，推动了工业化经济体陷入重大衰退。在这个阶段，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失败，苏联也在阿富汗战争受挫。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战略先后遭到重大挫折，世界呈现出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新格局。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推动使信息、资本和商品在全球流动加快，跨国公司迅速发展，使得第三轮经济全球化浪潮兴起。

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美国能源支出水平下降，1998年达到最低值4.2％。在前三轮的经济全球化中，美国受益匪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事也屡见不鲜，但对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江山恐怕需易主。从特朗普的贸易战可看出，全球化已经开始从过去上升期的释放市场力量向保护社会转变，并且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即威尔逊自由主义原则主导下的自由主义转向了孤立主义。

资本主义的经济市场运转是一个钟摆运动，在两极之间来回摆动，释放市场力量的接口，最后导致了危机，必然把公共政策的方向推向保护。而从EROI的角度来解释，社会EROI的下降有以下三种不同方式：1.石油峰值理论支持者认为，能源生产水平大幅下降会导致社会EROI的下降；2.不同能源部门能源投资的增加造成的能源可获得性降低从而导致社会EROI的下降；3.前两种方式的组合。为防止社会EROI的下降，主要靠新能源的开发与发展，实在不行则降低不同部门的能源投资水平。

国际秩序是以周期的形式在变化，每次都是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开始，在争夺跨国的流动资本变得越来越激烈的时候会导致金融和财政的扩张。只要进入了金融扩张，资本主义经济就会发生一个全球规模的经济危机。不仅金融财政方面如此，能源方面更体现生产与贸易的本质。每一次工业革命的实质都是能源革命，每一次金融和财政的扩张背后都是能源需求的扩大。净能源的疲软将减缓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从而为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埋下了伏笔。美国在第二轮和第三轮的经济全球化中，伴随着生产与贸易的扩张能源支出占比下降，而随后的金融和财政的扩张能源支出占比上升。

全球化在释放市场力量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全球化更快地消耗有限的资源，并且有提高世界石油价格的作用（如下图所示），石油价格上涨时，关闭的企业通常不会重新开放。在某些情况下，关闭的企业可能会被中国或印度的公司运营成本较低的国家所取代。这些较低的运营成本间接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公司使用更少的石油，工人可以得到更少的报酬。从而在发达国家中导致了工作机会的流失，以及不平等程度的增长。政治的后果，按现在所谓的政治结构和秩序，国内的已经无法应对，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在应对危机的时候又用原有的制度逻辑，即进一步开放国家边境，让物品和人口进一步流动，导致了公众极大的恐惧，所以这就很有可能导致全球化的逆转。

新时代全球化

事实上，经济全球化不会大规模逆转，而是在转型。尤其是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经济全球化有希望从过去400年在大西洋、太平洋兴起的海洋经济全球化，逐步推向海洋经济、内陆经济与区域化特色明显的新时代经济全球化。而这种新型的全球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与习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得益彰。

在新时代全球化中，一个连贯的经济政策首先应该基于一个能源政策，该政策包括提高净能源效率。这种类型的措施将产生“双重红利”，因为它会通过降低资本投资的能源强度增加社会EROI，并降低经济对能源价格波动的敏感度。基于区域化的能源政策，无论是减少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所花费的能源支出水平，还是提高社会EROI促使经济发展都是大有裨益。

净能源影响经济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能源支出占GDP达到一定阈值时，经济将停滞不前。特朗普的贸易战政策大有无力支撑其能源支出的倾向，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终将会被中国的一带一路“新时代全球化”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