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位光伏大佬的战略pk

　　编者按：曾几何时，光伏还是实验室里的蓝色硅片，想象中的光伏人，也是穿着白色大褂、做着实验的文弱书生。后来，光伏产业从经历烈火烹油、门庭冷落和起死回生，在这个过程中，有10个人，敢于以草莽姿态行走光伏“江湖”，今天，纵使在业内也已称得上有名有号。

　　他们之中，有技术傍身的归国派，满身激情的本土派，颠覆传统的跨界派，神话背后的资本派，还有借力IT的创新派……虽不是个个身怀绝技、武艺高强，但他们或因资本故事迅速走红、或因口水之争声名鹊起，亦或因技术突破闻名市场。

　　派系不同，标签不同，十人的经历也各有不同。但当我们回顾他们的“江湖”故事时，会发现，其中不仅有让人侧目的精彩章节，还有予人启示的独门绝招。

　　施正荣与瞿晓铧

　　海归派：太阳神pk圣斗士

　　施正荣与瞿晓铧作为1998年参加了第五届全国光伏会议的三位海归科学家之二，两人已相识18年。

　　在2016年的中国光伏大会上，面对问题“眼前的自己，是不是曾经设计的自己?”他们不约而同地给出了“是”。

　　两人关注点有交集，也有分离。交集是为光伏产业发展壮大而满足、而欣喜，分离在于两个人对自己、对企业的定位——施正荣始终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因看到了科研成果产业化希望而下海的科学家，企业经营最重要的目标是光伏组件生产成本的一降再降;瞿晓铧的目标不在事，而在人，“2003年做企业愿景时，阿特斯提出要在五年以内创造五个百万(人民币)富翁，既所谓的‘505计划’”。

　　施正荣与瞿晓铧，两人身份相似，都是外籍华人，都是中国光伏产业界的大佬;经历也雷同，施正荣1988年留学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师从“太阳能之父”马丁·格林教授，毕业后曾在澳洲短暂工作，于2001年1月带着技术回国创立了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瞿晓铧1986年获得清华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后赴加拿大留学，先后于1990年获得曼尼托巴大学硕士学位、1995年获得多伦多大学半导体材料科学博士学位，之后曾从事太阳能电池研发与生产管理工作，2001年10月创办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创业几年之后，两个人都在中国光伏产业的快速崛起过程中成了“风口上的猪”。

　　但无锡尚德在2013年被迫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施正荣也失去了公司董事长的职位;阿特斯却一直不温不火地保持着扩张。

　　讲故事的人当然更偏爱施正荣，因为他的故事够多、够精彩。在熬过最初几年的亏损、实现盈利后，无锡尚德拿出“只争朝夕”的架势迅速扩张。2005年，成功登陆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成为中国第一家在美国主板上市的民营企业，让施正荣成为当时中国内陆最富有的人;2007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组件制造企业，从此世界光伏产业满满地都是中国故事。在那些年，施正荣成了美国媒体口中的“环保英雄”，成了英国媒体口中“可以拯救地球的50人”之一，成了中国媒体口中的“太阳神”。

　　然而，随着2012年5月份CSF反担保骗局曝光，无锡尚德的财务危机开始暴露在聚光灯下，直至企业最终破产，施正荣落了个“袖手旁观”的“罪名”，一系列牵涉他个人利益的关联交易被反复炒作，他几乎被贴上了“中饱私囊”的小人标签，以至于他自己只能无奈地回应“不要相信报道，相信报道我就是个坏人”。

　　当冷静地分析两人的企业家才能时，喜欢看《士兵突击》的瞿晓铧显然更懂得“不抛弃、不放弃”的斗士精神。无锡尚德失败的原因很多：面对当时多晶硅价格不断上涨的局面，无锡尚德2006年与美国MEMC公司签订了固定价格(100美元/公斤)的多晶硅10年期长单，导致随后在多晶硅价格暴跌后公司生产成本居高难下，2011年不得不支付2.12亿美元提前结束了合同;在中国光伏产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苗头的情况下做出扩张的错误决策，同时花费巨资研发薄膜电池;2011年底开始的欧美“双反”让已然面临产能过剩的中国光伏企业处境更加艰难等等。

　　相比于施正荣，瞿晓铧的经营策略则更加稳健、更加坚持，在多晶硅价格暴涨时，宁愿忍受毛利率的持续下滑也坚持不与供应商签订长期协议。2010年、2011年，苏州市政府曾两次找到阿特斯，让其扩大产能，政府给予支持，瞿晓铧碍不过情面不得不答应，但“直觉告诉我，这个产业已经开始过剩了，我想我就拖一拖吧，观察观察。结果观察了一年多，大家开始形成产能过剩的共识”，阿特斯最终避免了一场劫难。

　　对外，众所周知，无锡尚德自创立至破产清算，与无锡市政府始终保持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评论称施正荣“成败皆因政府”;瞿晓铧却不想与政府“绑”得太紧。对内，在企业管理方面，施正荣似乎也比不过瞿晓铧，从其对创业元老、管理团队的不断“清洗”，与阿特斯“共同富裕”愿景的对比中，可见一斑。

　　诚然，这些分析都属于“事后诸葛亮”，彼时彼地处于事件中心的人究竟经历了什么，外人无从知晓，施正荣自己回忆说：“你让我再回忆起来，我还真不能说哪一个具体的决策是错的，在当时的环境下，企业面对的环境错综复杂，太复杂了!”或许，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时移势迁，当初成就他的人、时、势，最后都站在了他的对立面，因此他必须出局。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也是施正荣一直所坚持的，他给自己的定位是“科班出身”，他给自己的使命是“通过创新降低光伏组件成本”。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做着企业家的事，在顺风顺水时自然没有问题，一旦遇到逆境，偏执、激进、理想化、棱角分明的行为方式，便注定了他不如瞿晓铧在光伏产业界走得远。

　　回首过去的十多年，施正荣与瞿晓铧都经历了自己创业之初未曾想象到的一段人生，所以没有输家。即便离开了产业界，施正荣还是澳大利亚工程院院士，还是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科学家的身份没有丢。而如今，从各项经营指标来看，阿特斯还是一家相当稳健的企业。但我们不知道稳健之下，是否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风险，也不知道关于阿特斯的“最终审判”会不会到来。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中国光伏产业经历了组件产能、电站建设两轮“大跃进”式发展，至今没有完全度过青春期，未来的磕磕绊绊肯定还有不少;金风送爽，凉露惊秋，阿特斯在今年10月份迎来了自己的15岁生日，未来的故事也肯定还有很多。

　　我们希望瞿晓铧能够继续像他自己宣称的那样平稳地走下去，也希望更多拥有企业家气质的人进入这个产业、坚守这个产业。虽然施正荣称自己无憾，但若能够在推动产业发展的同时保全了自己的企业，岂不美哉?

　　苗连生与李仙德

　　本土派：霸道总裁pk硬汉书生

　　2016年7月15日，英利集团官微发表文章《从规范称谓说起》，称对于已经退出一线岗位的管理人员，不再呼其职务。以后，见到苗连生，可叫其“老苗”而不再是“领导”。此前，在英利内部，习惯称呼苗连生为“领导”，为的是与其他管理人员的“某总”区别开来。

　　离开了“领导”岗位的苗连生，并没有如他所说的“退居二线”，养养猪、种种菜、钓钓鱼，而是选择成为英利控股的总裁，继续把控集团的战略和发展方向。从今以后，英利的2.6万名员工，将迎来一位“霸道总裁”。

　　苗连生的“霸道”，对于英利的上上下下，已经根植为一种文化，用他的话说，“英利”就是“英勇胜利”，英利的员工就要汇聚虎狼之气。这种霸气，得益于苗连生13年的军旅生涯，而他自创立英利之日起，每时每刻都在扮演着那个雷厉风行、身先士卒的将军的角色。在英利内部流传着一个段子：某天早操下暴雨，公司决定坚持出操，怕员工有抵触情绪，57岁的老苗带头冲进雨中，于是出现了数千员工冒雨出操的一幕。跑步结束，苗命人准备了姜糖水，并宣布冒雨跑步的每人发300元现金，当天上午财务便支取数十万元现款全部兑现。

　　正是老苗强势注入的军队文化，让英利在光伏十年中，一路“战斗”过来，没有倒下。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接连发起阻击、进攻、攻坚“三大战役”;到2010年6月的万人誓师“百日大战”;再到后来的电站建设大会战，无论行情冷暖，压力大小，苗连生和他的团队都“熬得住、扛得起、打得猛”。

　　也是因着老苗的“霸道”脾气，让英利高开低走，仍未脱困。从投资六九硅业的战略失策;到大打价格战的“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再到赞助世界杯的大肆烧钱，苗连生为他的“任性”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至今股价低迷，面临退市风险。

　　而今，在英利集团的陈列室里，一幅苗连生年轻时的照片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照片中的他，戴着黑色蛤蟆镜、烫着一头卷发、留着大鬓角，正在向顾客推销化妆品。每每这时，讲解员都会介绍说：“这是苗总最喜欢的一幅照片，一直珍藏着。”

　　也许，在经历了大起大落之后，苗连生也想卸下一身戎装，重新感受一下时代的气息。

　　同为中国光伏本土派代表，李仙德从外表上看，更像是个白面书生。这位出生于1975年的董事长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见过他的人总会惊讶，竟是如此年轻的“小伙子”一直引领着全球第二大晶硅组件制造商的晶科能源开疆拓土。

　　其实，李仙德和苗连生一样胆识过人，被圈子里的人称为“硬汉”。2006年，他带着1.9亿美元，毅然来到上饶创办晶科能源，在一期工程还未实现达标达产的情形下，追加投资新上二期项目。2008年10月，二期项目刚投产，10月31日又紧锣密鼓地动工建设三期太阳能电池组件项目。如今，晶科能源已在全球拥有5座工厂，收获约1GW已建和在建光伏电站项目。

　　与苗连生不同，年轻的李仙德，更能洞悉世界的脉搏，在他看来，光伏就是一个集宠爱与打击于一身的行业。宠爱，让这个行业发展迅速和自信;打击，使它每一道坎都只是续篇，如此重叠，且没有结束。世界正在迅速进入一个新的能源商业时代，旧的能源时代是以政府为中心，以政策为中心，以产品为中心，未来将是以市场、客户体验、开放平台为中心，以分享和责任为中心。

　　李仙德常常告诫晶科的员工，而面对这个变化、刺激、填满、扩张、再填满的行业，我们应该习惯这样的起伏，应该以比它更快的速度适应这样的节奏。不要沉迷于看微信，太多无聊的杂音，任何一种大众的声音都有原始的目的;不要受股价影响，那是资本市场的筹码和游戏;不要留恋2元多美金一瓦的日子，要知道那时候的市场容量才多大，现在多大，未来会多大;不要害怕竞争和厮杀，我们已经具备了和任何强敌争千秋的实力。

　　北京时间9月8日凌晨1点，苹果公司举行了2016秋季新品发布会，此时，李仙德又翻了一遍时常带在身边的775页的《乔布斯传》。他依旧记得第一次拿到这本书时的悸动之情，以及埋头两个小时读完的畅快之感。如今，看着书页上一个个精心折叠的小折角，李仙德在他的微博里写道：iPhone都出到第七代了，为什么我们还在怀念乔布斯?我相信在乎的是他“Thinkdifferent”(非同凡想)，疯狂、与众不同、脱轨，然后让世界“向前迈进”。

　　彭小峰与史玉柱

　　跨界派：光伏狂人pk绿巨人

　　彭小峰的十年沉浮，是中国光伏产业十年发展的描摹，只是色彩上，更为浓烈一些。

　　2005年，靠出口劳保用品积得亿万身家的彭小峰，偶然间发现光伏产业的机遇，毅然投身其中成立赛维LDK，拼产量拼规模做成全球最大硅片生产商直击海外光伏市场;

　　2007年，赛维LDK在纳斯达克上市，创造中国企业赴海外上市最大IPO，彭小峰跻身能源新首富，一时风头无两;

　　2009年，彭小峰在赛维内部成立覆盖硅料、硅片、电池、组件和系统集成的五大事业部，企业持续扩张的同时，负债率也是一路上升，财务风险隐现。

　　2011年开始的美国和欧盟的双反政策，整个光伏行业进入寒冬，即使中国商务部出面也没能拯救中国光伏行业颓势。赛维的债务问题也在发酵，2014年，彭小峰选择光伏企业的普遍性的做法，辞去董事长职务，让路赛维海外债务重组。

　　在国内方面，虽有江西政府的极力救助，但对赛维而言只是续命之举，2014年虽光伏行业复苏，但赛维LDK难敌破产重组的命运，270亿元的高额债务苦了一众银行债权人。

　　彭小峰曾分析到，光伏是一个周期性的行业。2005~2014年的十年，光伏行业走完了一个周期。下一个周期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可以肯定的是，光伏行业的那种暴利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技术、产量、商业模式的重要性凸显。这一次，彭小峰选择用互联网金融来参于下一个光伏浪潮。

　　辞去赛维LDK董事长职务之后，彭小峰接手了SPI，把这家有十多年历史的美国当地太阳能开发商变为了绿色能源解决方案提供商，再次敲钟纳斯达克。

　　彭小峰对SPI的定位是：服务于光伏行业的金融企业，打通海外资金并为光伏公司融资。熟悉彭小峰的人士说，彭在业界素有“光伏狂人”之称，喜赌、擅赌、敢赌，即使赛维这个赌局败了，对SPI，彭小峰也并不掩饰自己的野心：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生态家园，将SPI打造成新一代国际化能源互联网企业，让人人成为太阳能的生产者、消费者与收获者。

　　多轮巨额融资后，SPI长长的股东名单上，史玉柱的名字赫然在列。继保健品、游戏、金融之后，史玉柱的商业版图再添能源一角。

　　史玉柱曾给自己确定了三条投资原则：不熟悉行业不投，资金不充足不投，人才不够不投。对清洁能源产业，史玉柱也是有备而来。

　　史玉柱在社交平台上以“闲人”自居。2013年4月即宣布退休。只是，他真的闲下来了吗?

　　2014年5月，史玉柱在社交平台上就太阳能补贴政策发表看法，10月份更新状态：“史大嘴今天开始上课学习清洁能源，争取三个月拿到硕士学位”。为此成立的绿巨人清洁能源公司也只干一件事，建设清洁能源发电站。

　　在光伏行业摸爬滚打十多年的彭小峰选择建设互联网金融平台，是看准了未来太阳能发电站的市场，史玉柱的绿巨人则是对彭小峰判断的一个呼应。

　　如果说彭小峰是光伏狂人，企图建立一个如同微软、苹果的企业的话，闲人史玉柱更是狂人一个，同样敢赌，善赌，也能赌。两人共性很多。

　　在赛维期间，彭小峰的办公桌上一字排开放了多瓶矿泉水，以节省喝水的时间来工作，自己出差泡面将就而给团队人员豪车标配。巨人网络在开发《征途游戏》时，史玉柱每天充当玩家玩游戏15个小时，同2000游戏玩家聊天，每人聊天2小时以上，以改进游戏。

　　在赛维LDK时，为降低生产成本，彭小峰雇佣2000多名女工三班倒，24小时不间断，凭借肉眼和简单的机械测试把生产的碎硅片、半导体公司的废料、铸锭的边角料等重新提纯循环利用，每人每天选出十几斤的废硅料，使得赛维成为全球生产成本最低的硅片制造商。此举在国外硅片制造商看来几乎不可思议。

　　史玉柱对脑白金的推广也是一绝，走村串镇跟老头老太太话家常，有了那个使用多年的广告，年年被评为十大恶俗广告之首，却也是历来最有效的广告之一。

　　但显然，对于下一个光伏十年，即使“worksuperhard”，前进之路也并不容易。对狂人彭小峰如此，对闲人史玉柱亦如此。他们都曾亲身体会。

　　做劳保用品发家时，彭小峰因错误判断反光背心的市场而损失惨重;史玉柱在建设巨人大厦时因应收账款未及时追回，加之冒进而最终资金链断裂，烂尾的巨人大厦成为史玉柱“一生的痛”。

　　再次启航，彭小峰的绿能宝进展如火如荼，却也被质疑有融资之嫌，网贷监管收紧对绿能宝的业务不可能没有影响;史玉柱的绿巨人雄心勃勃的建设计划也因“路条”受阻。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都不能阻止他们继续折腾，如同彭小峰2013年在微博上写下的那段：人生在世，短短几十朝，拼是一世，混是一世，只是所经历的过程不同。拼的过程中必然会有阻力，会有疲惫，也必然会有成功的喜悦，丰硕的成果。混的生活，则比较平淡，寻常日子，平坦的道路，却是没有激情，没有痛彻心扉的经历!

　　狂人也好，闲人也罢，他们奔向下一个光伏浪潮，也许只是不想平淡罢了。

　　朱共山与李河君

　　资本派：民营电王pk薄膜之王

　　老尚德覆亡，赛维一蹶不振，英利依旧在黑暗中苦苦等待，58岁的协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共山却似乎在创造奇迹。先当选2015十大经济年度人物，后又当选第二届全球太阳能理事会主席。

　　1996年，朱共山进入电力行业的第一个项目是在太仓建一个热电厂——新海康协鑫热电有限公司。十年间，朱共山总共建立了20多家电厂，被称为“民营电王”。2006年，朱共山决定进入光伏行业。

　　这一年，彭小峰在江西新余构筑的赛维LDK光伏帝国已初露雏形，施正荣的无锡尚德早已在纳斯达克上市。

　　位于江苏徐州开发区杨山路东的中能硅业是朱共山光伏生涯的开始之地。这片占地两千亩的工厂，从那个时候起就没有一刻停止过生产。几十米高的精馏塔在夜间发出璀璨的光芒照耀整个工厂，恍如白昼一般。

　　协鑫集团开始是希望建光伏电站的。但是由于一系列的问题无法解决，最后只能决定从基础的多晶硅生产做起。

　　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多晶硅价格暴跌，各大企业纷纷停产，而中能，却逆势扩产进行了第三期建设，2008年年底，中能的整体产能已经达到1.8万吨，出货量超过全国总供应量的一半。

　　2009年6月，保利协鑫以263.5亿港元收购了中能100%股权。11月，中投55亿港元入股保利协鑫。朱共山大举进军硅片业务，江苏协鑫硅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徐州成立，与中能硅业仅仅一墙之隔。

　　2011年10月，保利协鑫太阳能电力系统集成(太仓)有限公司成立，朱共山完成了从多晶硅到硅片，从系统集成到电站的布局。

　　2014年，协鑫新能源在香港成功上市，此时上游多晶硅，下游电站两头的核心产业公司都已上市，唯独缺少了系统集成。为此，协鑫集团牵头参与重组因“11超日债”而处境艰难上海光伏组件生产商超日太阳，完成重组后改称协鑫集成。

　　投资风险大、回收周期长，导致只有国开行和少数商业银行愿意向光伏企业提供融资，信贷规模远远不能匹配市场，面对资金链紧张的问题，协鑫集团已经将下一步发力点定在了金融领域。

　　说起金融，朱共山最大对头，汉能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河君则更要印象深刻。朱共山是全国最大的多晶硅制造商，李河君则是“十年内薄膜必定取代多晶硅”的“薄膜代言人”。

　　1988年李河君从北京交通大学毕业，家里希望他去当官，但李河君脑子里却全是挣钱。

　　从一位机械工程系的教授手里借来了5万元之后，短短3个月，李河君就把钱折腾光了。因此，李河君只能去中关村卖电子元件捞钱。不多久，李河君不止还了债，还有了一些积累。通过开矿、炒地皮，6年时间，李河君竟有了七八千万的资本。

　　李河君本想收购上市公司坐享其成，却发现国家大力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水电。李河君当即决定把所有的钱全部砸进水电站。

　　2002年，李河君构思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在金沙江上兴建6座总装机容量1400万千瓦时的大型水电站。李河君和云南省签下协议之后，国家发改委却不由分说地将6个项目分给了华能、华电和大唐。

　　李河君岂能罢休，一纸诉状把国家发改委告上法庭，在国务院领导的表态下，李河君赢得悲壮，拿到了其中最好的一个—金安桥水电站项目。

　　巨大的资金压力一下就耗光了李河君手上所有的钱，为此李河君四处去借，借不到就出售手中几个效益不错的优质电站。还不够，李河君就把高管的钱往外掏。金安桥却像个无底洞，不知道何时才能到头。

　　不少人与李河君分道扬镳，李河君却意如钢铁。2011年3月，金安桥一期并网发电。

　　面对丰厚的利润，李河君却并不满足。

　　2009年.金安桥还未竣工，李河君就将所有的钱投入了光伏发电，收购最先进的薄膜技术。

　　当时光伏的前景并不算好，在晶硅高利润的驱动下，资本一窝蜂进入光伏行业，最终暴利走向了暴跌。

　　李河君原本也不看好光伏，觉得成本太高。但是经过研究，李河君心中有了一个信念，薄膜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2012年到2014年间，李河君几乎将能够买下的薄膜太阳能技术和生产公司都买下了。

　　2013年，李河君开始准备在资本市场发力，将公司更名为“汉能薄膜发电”，突出其专注于薄膜发电的业务特征，为市场给汉能区别于其他光伏企业而给出高估值埋下伏笔。

　　2015年，汉能股价从1港元飙升至9.07港元，市值一度超过3000亿港元。

　　5月20日，汉能薄膜发电的股东大会在香港召开，汉能投资兴建的全球首座“太阳主题”展示中心—汉能清洁能源展示中心在北京揭牌。

　　李河君留在了北京，在他登台演讲的25分钟之内，无任何实质利空的背景下，汉能股价突然腰斩，从7.35港元下挫至3.88港元。

　　而李河君面临的问题，还不仅仅只是资本市场的浮沉。

　　李河君有着8个事业部，在李河君的梦里，每一个事业部，都能做到万亿级。

　　2015年，他似乎又回到了金安桥那个摇摇欲坠的梦里。

　　面对金沙江滔滔的江水，李河君的信心是坚定的。

　　2016年上半年，汉能薄膜宣布，非关联营销收入占总比的86%，同时，也实现了扭亏为盈，营业收入达到了32.96亿港元。

　　又意气风发的李河君押宝太阳能汽车，面对多位国家领导人的鼓励和苹果CEO库克的赞许，李河君能成为下一个马斯克吗?或许只有时间能够给出答案。

　　徐鹏飞与陈继霖

　　创新派：光伏居民pk光伏农民

　　2013年4月底一个傍晚，我收到“青岛家庭光伏第一人”徐鹏飞的短信，字里行间洋溢着兴奋：“我家屋顶电站在4月22日，投运正好4个月的时候，实现了用电卖电的经济收支平衡……这意味着，从当天起，我不仅用电不花钱，我的电站开始为我赚钱了!”

　　当时，徐鹏飞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工程师，从青岛大学电子系毕业后，做了10年与逆变器相关的工作。2012年，他花了2万多元，在自家的单元楼楼顶上自建了一个装机2000瓦的太阳能装置，实现了自发自用。这件事，很快成为媒体报道和业内关注的焦点。

　　仿佛一夜爆红，徐鹏飞开始经常接到咨询光伏安装的电话，当时，甚至有人从外地远道而来，向他讨教经验。

　　徐鹏飞的经历并非偶然。2013年后，全国各地陆续出现很多“光伏发电第一人”。之所以集中在这一时期，2013至2014年连续出台的政策功不可没。

　　但是，力挺并不意味着肯定。当时，不少业内人士并不看好分布式的市场前景，原因是“效益回报情况不明”。但试水者们却并不在乎，在之后的1~2年间，他们用大举进军的姿态证明：即便政策红利是“镜花水月”，也难挡热情和决心。

　　同时，分布式的新进者没有扎堆，而是分别进入了两个领域——一部分人尝试线上，做分布式光伏的金融创新、另一部分则运作线下，专营项目的设计施工。

　　徐鹏飞就属于其中的后者。就像在2012年，他在决定做屋顶光伏后，利用三周的时间，说服全单元楼20多户邻居让他安装光伏板，2年后，当他觉得市场基础打好、前景也不错的时候，就毅然决定辞职，并成立了自己的公司——飞鹏能源。

　　徐鹏飞坦言，公司规模不大，主要在青岛本地做项目。好在目前电网申请和服务流程上已经非常规范和标准化，在业主准备好材料之后，他们会负责提交，然后设计、采购、并担任安装时的监理。

　　如果对项目稍作回顾，会发现这家公司成立两年半以来，一直没有碰过“太重”的业务。这种对“轻资产”的喜好，或许和徐鹏飞多年工程师的经历相关，但资本不足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原因。

　　众所周知，2014年后，因为政策利好，各路资本纷纷融入光伏行业。但事实并非如很多人所想，分布式光伏的建设者因为“小而散”，很难得到资本的垂青。

　　徐鹏飞的另一个遗憾，就是居民对光伏的意识。

　　和几年前光伏还是新生事物的情况不同，现在，民众对于光伏的概念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有些人对于分布式的渴望比较强烈，说不在乎发电能给产生多少短期效益，而有些人可能更多会从短期回报考虑，这样的人就容易选择放弃。”

　　他说，曾经有人花了几百万买了别墅，但觉得7~8年回报时间太长，最终没有接受花费3万多元的光伏安装。所以，培养意识、聚集人气或许比补贴更重要。“如果一年只有10多个客户，补贴再多又能怎么样，但如果公众都愿意装，行业有了更好的前景，相信没有补贴也会有很多人愿意去做。人气比什么都重要。”

　　对于人气的培养，陈继霖提出了一个解决方式：依靠互联网。陈继霖是东方日升旗下的互联网光伏平台“光合联萌”的光伏投资部总监。他觉得，设法让公众进来，是培养人气的第一步。

　　他向我做了一个比方：“让人们参与光伏就像让他们来炒股，即便你看了再多的股评，但只要没有亲自体验，就无法培养起对这个领域的认识和感觉。但一旦进去、有了认知才会真正开始关注。光伏也是这样——通过互联网平台的技术和对接，让公众花钱去真正投资电站，哪怕只投了100块钱，但只要接触、喜欢，就抓住了。”

　　陈继霖的“进门经”和自己的经历不无关联。在2012年前，他还在一家外贸公司供职，因为工作的关系，对光伏上游的硅片有所了解，2012年，他在上海家里的屋顶上做了一个小型分布式光伏电站，成为上海首批自建个人光伏电站的人。2014年，他进入了回归国内市场2年多的东方日升，专门评判地面电站的投资。

　　有人把他称为“光伏农民”，他对这个称呼并不介意，反而很欣赏，因为“安装光伏发电设备就像农民播种，种子从开花到结果，有太阳就会有收获，他所做的事情，是让大家享受到‘太阳红利’的一种途径。”

　　这里的红利，不仅包括公众对于能源红利的获取，也有企业对于利润的追求。他认为，任何健康的市场都是趋利的，现在很多光伏企业都是上市公司，这意味着其背后有很多投资人，所以，能源公司肯定要在项目中实现利益无可厚非。他认为，国家除了出台鼓励政策之外，还可以通过更平滑的市场方式解决问题。

　　“毕竟，光伏的区域性强，每个项目的工地条件不一样，建电站也是有一个周期，所以，更为过渡性的政策或许适合这个行业，直接补贴到税收优惠这样的去过渡。”他说。

　　徐鹏飞和陈继霖最幸运之处，是享受到爆炸式的资讯、共享经济的便利，也让产业化分工深入人心。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下，他们会认为，做大或许不是最好的，对内生价值和深耕细作的追求，或许来得更有价值。

　　在他们的行动中，这种区别已经有所表现。在平台运营已经开始、撮合交易步入正轨的时候，陈继霖和他的团队，让供应链金融的风控系统适用更多的场景，以便产生更大的价值。徐鹏飞则瞄准了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做设计、做产品的新应用。

　　我曾问他们，你觉得当下的光伏从业者最需要什么?他们几乎没有思考，说尝试。

　　“在这个过程中，要先从产品入手，同时做几类产品，在发现产品应用是一个较好的方向之后，再决定需要深耕的方向。就像喂鱼一样，把东西投进去，才能看到鱼能不能吃，鱼能吃你的东西，你才有可能钓到鱼。”徐鹏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