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电力交易中心调查：一种什么样的存在感？

“当时，我们通过直接交易购买了3.6亿度电，可以节约2160万元的用电成本。”

提起6个月前的电力用户直接交易，山东济宁中银电化有限公司的赵华盛依然兴奋。

对于像赵华盛这样的电力用户来说，电力交易中心与电力直接交易存在的意义，更多地体现在降低用电成本上。关于这一点，北京电力交易中心交出的“答卷”让人满意。

在这家交易中心挂牌当天，即完成一笔交易：

山东30家电力用户与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四省824家发电企业完成了90亿千万时的电量交易，购电价格平均降低6.5分/千瓦时，总共为参与交易的山东企业节省成本5.4亿元。

而对电力改革甚至能源革命而言，国家级电力交易中心的当下作为和未来空间，绝不仅限于此。随着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广州电力交易中心以及一系列省级电力交易中心的挂牌营业，“统一市场、两级运作”的全国电力市场格局轮廓初现。

正所谓大平台有大智慧，透过国家级电力交易平台这个支点，人们期待当下可以充分利用大电网，打造跨区输送能源尤其是清洁能源的“范本”;未来，能够撬动我国能源实现安全、清洁、高效、可持续转型这个“大格局”。

依托特高压提速跨区交易

作为大范围优化配置电力资源、促进清洁能源省间消纳的基础平台，国家级交易中心的作用至关重要。

对北京电力交易中心而言，依托特高压电网，其大范围内配置电力资源的优势开始逐步显现。截至7月底，已经有约2000家发电企业在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开展交易，省间交易电量3271亿千瓦时，这一数字大约相当于北京市4年的用电量。

本刊查阅公开资料显示，广州电力交易中心2016年计划安排“西电东送”总电量1799亿千瓦时。上半年，交易中心累计组织“西电东送”交易电量809亿千瓦时。

此前，有观点认为，除了两个国家级电力交易中心，还应该准许省级电力交易中心运行省间交易。其实，这不仅与本轮电改配套文件《关于推进电力市场建设的实施意见》中“省(区、市)电力市场主要开展省(区、市)内中长期交易、现货交易”的规定相背离。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种观点过分地将问题简单化了，国家电网公司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朱峰告诉《能源评论》：“很多人拿电力市场与金融市场相比，但其实电力交易比金融产品的交易要复杂得多，它是物理性交易，需要瞬时平衡，涉及系统潮流和路径安排问题，如果在省级电力交易平台组织省间电力交易，很可能会导致市场混乱。”

比如，一家发电企业如果需要在多地电力交易中心进行交易，如何避免可能存在的“一电多卖”?如何进行安全校核?如何安排交易完成之后的调度?种种问题都会增加无谓的交易成本。

此外，将省间电力交易“下放”到省级平台，如何有效规避地方政府的干预，保证电力市场的公平与开放，保证电力交易平台的权威性，恐怕也将成为一个难题。

而统一在国家级交易中心运作，在避免上述问题的同时，还可以充分利用特高压电网优势，充分发挥统一市场作用，最大限度地满足市场需求，随着交易对象的增加，信息共享会更加及时，竞争会更加充分，资源配置效率也会进一步提高。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工学院副教授、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入选专家赵俊华认为，在物理市场上，联系紧密的区域应该形成一个统一市场，这样可以将交易成本降至最低。

在朱峰看来，按照“统一市场、两级运作”模式，国家级电力交易中心负责省间交易、省级电力交易中心负责省内交易，在实现全国电力资源最优配置方面具有合理性与优越性。

未来在统一的电力市场上，正如股票交易一样，国家级电力交易中心的作用更多体现在价格引导方面。

据华南理工大学电力学院教授荆朝霞介绍，英国等成熟电力市场的运行经验表明，很少量的电力交易就可以影响整个市场的出清价格，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而这，或许也是国家级电力交易中心需要探索的方向。

清洁能源消纳效果显著

无论是聚焦当下，还是放眼未来，促进西部地区的清洁能源消纳都堪称电力市场化交易的“硬骨头”。

当下，西部地区清洁能源消纳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供需不匹配的矛盾：对东部经济发达省份而言，在“新常态”背景下，电力需求增速放缓，外购电意愿不强;西部地区，清洁能源装机增长过快，供给充足。

如在西南地区，近年来水电装机容量的年增长率一直维持在10%以上;在弃风弃光率排位靠前的新疆，2016年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预计将达到3000万千瓦。

未来，依靠电力交易平台解决清洁能源限电问题是否有效?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在风、光、水、火四种电源中，风电、太阳能发电、水电，虽然综合发电成本较高，但运行后的成本主要是折旧、利息支出、土地租金、人工等固定成本，边际发电成本很低。

而且风电、光伏发电企业通过电力交易解决限电困境，不仅可以获得少量电费收入，其还能获得国家的度电补贴。而对于火电而言，因为要消耗煤炭，边际发电成本相对较高。在参与电力交易时，清洁能源发电企业的报价下限要远低于火电企业。所以，如果能够实现全网范围内电力资源自由流动，那么清洁能源相比于火电的竞争力不言而喻。

北京电力交易中心自成立以来，也确实在促进清洁能源消纳方面刷出了“存在感”，截至7月底，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已经组织清洁能源省间送电1654亿千瓦时，占省间送电总量的50.55%，其中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交易电量151亿千瓦时。在其开展的市场化交易中，清洁能源交易占比更是高达70%。

正是因为有了北京电力交易中心这样的国家级平台，西部地区消纳清洁能源才有了“主心骨”。比如新疆近期专门成立专项小组，借助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正在积极洽谈为广东送电的协议。

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国家级平台，这笔跨越5000多公里的交易如何达成。国网新疆电力公司副总经理赵青山的评价是，“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的高效运作，为解决疆电外送难题提供一个很好的途径和机遇”。

然而，必须注意到，目前的清洁能源交易机制尚不完善，因此，市场才更需要有担当、有使命感的机构，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的作为也兼具有“探路者”和“范本”的角色。

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副主任、总经济师胡卫东介绍说，北京电力交易中心一直在积极发掘输送通道潜力，支持清洁能源消纳，只要有交易空间、交易双方有交易意愿、技术上安全上不存在问题，交易中心会优先安排清洁能源交易。

同时，进一步促进清洁能源消纳，还需要国家级电力交易中心团结参与各方，在健全规则、完善机制领域积极建言、努力探索。比如，打破地方政府行政壁垒，赋予符合准入标准的市场主体自由选择权;再比如，建立健全可操作性更强的省间交易规则，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刘继东的建议是，可以在国家级交易平台积极开展发电权交易，让那些在全国范围内既有火电厂又有清洁能源电站的发电集团有动力去实现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达到提高清洁能源消纳比例的目的。

最大“脑洞”怎么补

成立之初，北京电力交易中心被寄予促进清洁能源消纳的厚望。在常规电力省间交易之外，能否通过交易机制设计，完全解决清洁能源消纳困局，尚需时间检验，不过有两点可以肯定，其一，电力交易中心绝非万用灵药，不可能治好所有的消纳“病”;其二，市场留给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的可操作空间非常大。

这其中，最大的“脑洞”，可能会出现在金融交易领域。在《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组建方案》中，“开展电力金融交易”被列为未来发展方向。学术界多位专家也指出，对于一个成熟的电力交易市场，基于现货市场的金融交易必不可少，因为金融交易可以带来流动性，活跃市场，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

而且一旦涉足金融业务，电力交易中心的辐射力度必将大大增加，标准化的合约可以把电力交易、清洁能源消纳、碳交易“打包放送”，为所有企业在节能减排问题上搭建一个完全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比如，电力交易中心可以与即将启动的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形成联动，为清洁电力消纳量进行优化分配。在清洁能源补贴逐渐退坡后，探索通过碳交易和配额制度酝酿市场化消纳新机制。有了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积累的海量数据，会为未来破解难题提供巨大的想象空间。

但是按照国际经验，推出金融产品前，需要先开发现货市场。而成熟电力市场的发展历程表明，现货市场的交易体系从规划到最终推出一般需要3～5年。赵俊华告诉记者，主要的难点有两个。

一是市场培育问题，基于电力市场改革的特殊性，必须要稳定有序推进，如果在市场主体没有充分认知与准备的情况下贸然推进，很有可能会出问题。

二是系统开发难度很大，现货交易系统比中长期交易系统复杂得多，开发、调试、测试等流程需要花费2～3年。这一说法，记者在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力科那里得到了确认，“中国电力科学院目前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研发团队，也一直在开展相关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即便如此，开发现货交易系统也差不多需要两年时间，而金融交易系统将更为复杂”。

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对推出金融交易的进度同样持谨慎态度，“我们目前的工作重点是持续推进交易中心的独立规范运转，关于金融交易，我们正在积极地开展研究，目前还没有确定性时点”，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副主任胡卫东如是说。

不过，在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电力市场研究室副主任龙苏岩看来，我国没有必要完全照搬国际经验，因为经济发展、社会机制、法律系统等方面的差异，照搬过来不一定适用。而且国外的清洁能源制度安排，在跨区域大范围方面缺乏可以借鉴的案例。

实际上，即使在尚未建成现货市场的情况下，通过一些特殊设计开发电力交易金融衍生品，也是可能的，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样的突破引领，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电力市场体系创新。

不管怎么说，开发金融交易，是未来的方向。而对于刚刚起步的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无论是大范围优化配置清洁能源，还是赋予电力以金融属性，前方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