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温升限定调整对能源行业意味着什么？

　　10月8日，在韩国仁川，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48次全体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

　　10月8日，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因将气候变化引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框架而获奖。就在奖项揭晓两天前，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韩国仁川批准了《IPCC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该报告也将为今年12月在波兰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提供重要科学依据。

　　“这份报告可以说是IPCC成立30年以来最重要的一份报告。在报告最后一刻通过的时候我们兴高采烈，有的同事还流下了兴奋的泪水。”该报告的作者之一，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10月9日在北京对该报告进行解读时告诉记者。

　　报告强调了将全球变暖限制在比工业革命前高1.5℃而不是2℃，这就需要在能源、工业、交通等方面进行“快速而深远的”转型。例如，在电力领域，报告指出，为达到升温1.5℃的情景，到2050年全球电力的70%—85%需要来自可再生能源，而目前这一比例仅为25%左右。与此同时，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燃气发电的比例需降至8%，燃煤供电的比例则需降至2%以下；碳捕捉与封存技术也将变得尤为重要——如果全球平均气温暂时超过1.5℃，则需要采取额外的碳去除手段。

　　工业结构差异是高能耗排放最主要原因

　　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提出，本世纪内要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２℃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内而努力。但报告指出，就当前全球情况来看，《巴黎协定》提出的2℃升温场景的真实影响将比之前预测的情况更为严重，这也意味着将升温控制在2℃以内的目标并不能有效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最坏影响。为此，IPCC在发布报告时提出，在工业化前的基础上控制升温1.5℃将“对人类与自然生态环境有更加清晰的益处”。

　　“报告的总体目标有三个：第一要强化节能，使能源需求大幅下降；第二是在电力部门实现碳零排放甚至负排放，即使用大规模生物质能或者碳捕捉（CCS）；第三是在所有终端部门全力推动电动化。这三个方面是实现1.5℃温升控制的前提。”姜克隽说。

　　报告指出，到203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需要比2010年的水平下降大约45%，到2050年左右达到“净零”排放。根据世界能源署的数据，欧盟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为0.18千克，世界平均水平是0.42千克，而中国是1.01千克，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4倍。“这组数字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节能减排、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我国的当务之急。只有能源效率提高了，才能大幅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我国应该在这方面大下功夫。”国务院参事、原国家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刘燕华表示。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何建坤向记者提供了一个数据：1978年以来，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已经下降了77%，远高于世界和发达国家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下降速度。他还指出，中国近年来经过节能技术改造，淘汰落后产能，能源利用技术效率已经和发达国家水平差距不大，甚至相当，例如每发一度电的煤炭消耗已低于美国的燃煤发电，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在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显著下降、能源利用效率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情况下，我国能耗仍然非常高，原因何在？

　　“原因有两个，一是我国产业结构中工业用能耗占比大，二是我国制造业产品在世界产品链位置较低。”何建坤具体分析道，中国能源消费的2/3在工业领域，而发达国家大约1/3用于工业领域，1/3用于交通，1/3用于建筑和商业。“工业体系的能耗非常高，工业能耗占比大是我国能耗强度高最主要的原因。”何建坤举例道，中国的钢铁水泥产量和新建建筑约占全世界产量的一半，这就使得我国单位GDP能耗非常高。

　　此外，我国的工业、特别是在制造业产品在世界产品价值链中处于中低端的位置。我们大量出口电视机、摩托车等相对低端却能耗较高的商品，进口芯片等高端但能耗较低的产品，就导致了我国能耗强度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强有力的政策是促进转型关键

　　姜克隽介绍，欧洲的气候变化政策位于所有政策的最顶级，不管是经济政策还是产业政策，都在碳减排政策的框架之下。“而我们缺少一个完整的顶层框架。”他表示，虽然中国不少企业缺乏自身战略，但是会贯彻中央的政策。企业的投资和研发方向决定了低碳的发展方向，只有政策信号明确、强有力甚至激进一点，才能促进能源转型，有望实现控制1.5℃的温升目标。

　　“我们已经看到了非常好的信号，就是国家对大气雾霾治理出台了强有力的政策，以及光伏产业的“531新政”倒逼光伏企业在不拿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争取盈利。政策不会对发展进行约束，而是要告诉企业该怎么做。”姜克隽表示。但是他也表示，政策出台下的能源结构调整会带来负面影响，例如煤炭等传统能源产业从业者面临失业压力，这需要我国在制定能源转型相关政策时谨慎。

　　一直参与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新气候经济”项目的瑞典驻华大使林戴安则期望中国在绿色基金上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在绿色金融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希望中国在融资政策中起到更加具有建设性的作用。”

　　可再生和新能源是绿色未来所在

　　在全球温升1.5℃的目标下，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被看成是降低碳排放、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希望所在。“虽然今年可再生能源增速比前几年有所下降，但是我们预计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15%以上问题不大。而且未来可再生能源增长肯定会加速，到2020到2030年间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在技术和成本上可以和煤电等传统能源竞争。”杨富强表示。

　　对于1.5℃的目标，杨富强认为不应该将其看成中国的负担，而应看成驱动力。“从中国来讲，达到该目标带来的益处更多，因为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市场全球最大，节能技术也非常好，这两个是我们最牢靠的技术优势，对产业起到了推动作用。”

　　何建坤建议，降低单位GDP能源强度，要推进技术节能，贯彻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以创新驱动转变发展动力”，建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改变产业结构，促进产的转型升级，是最重要的提升能源效率的出路。“转变能源结构，推进能源的低碳化变革，大力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能使得我国碳排放降低，是我们降低GDP能源强度的重要方向。中国现在水电、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装机量世界第一，我们在引领世界范围内的能源变革。”何建坤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