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电企业接连破产关闭 电力过剩、新能源挤压是主因

2019年11月13日，国电电力发布公告，同意国电电力作为债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国电宣威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宣威公司”)破产清算。国电电力是中国“五大发电集团”之一的国家能源集团旗下上市公司。

国电电力并非特例。第一财经记者梳理发现，其他四大发电集团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或困难。这四大发电集团包括华能集团、大唐集团、华电集团和国家电投集团。

早在“2016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上，原中国国电集团总经济师张树民就曾提出警告，“火力发电厂可能在三五年以内……要大批破产。”

已经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五大发电集团2015年火电利润高达882亿元，但2016年只有367亿元，狂降近60%;2017年火电亏损132亿元，除国家能源集团外，四大发电集团均亏损，亏损面达60%。2018年全国火电企业利润323亿元，亏损面近44%。

“一年比一年难。”国内某电力央企一位高管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亏损、关停、破产以及断臂求生

根据国电电力上述公告，宣威公司主营电力生产及销售，拥有六台30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宣威公司位于云南，其前身为云南省宣威发电厂，2000年改制为宣威公司并实施扩建工程。截至目前，宣威公司注册资本约15.15亿元，国电电力持股66%。

截至2019年9月30日，宣威公司资产总额23.88亿元，负债总额53.73亿元，所有者权益-29.85亿元，资产负债率225.02%。

国电电力称，单纯依靠管理提升已无法扭转宣威公司亏损局面，该公司符合破产法规定的破产条件，因此决定对其实施破产清算。

申请破产的并非只有宣威公司。6月27日，大唐集团旗下上市公司大唐发电发布公告，控股子公司甘肃大唐国际连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甘肃大唐”)以其无力支付到期款项约1644.34万元为由，向甘肃省永登县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甘肃大唐成立于2001年8月，截至2019年5月31日，甘肃大唐资产总额约5.94亿元，负债总额约17.73亿元，资产负债率约298.5%，2019年累计净利润约-0.92亿元。

同为大唐发电控股子公司的大唐保定华源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也在2018年12月遭遇了破产清算。截至2018年11月30日，该公司资产负债率约191.12%，净利润约-0.88亿元。

其他几大发电集团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比如，2015年以来，华电新疆公司2015年以来，陆续关停了5台累计37.5万千瓦的火电机组。该公司是华电集团旗下公司。

华电集团副总法律顾问陈宗法最近撰文指出，目前云贵川、东北、青海、河南等区域的煤电企业整体亏损，一些煤电企业资不抵债，依靠集团担保、委贷维持生存，有的甚至被关停、破产，少数电力上市公司业绩难以好转，面临被ST、退市的风险。

以青海为例，陈宗法在文中说，目前青海全省共有10台累计装机为316万千瓦的火电机组，分属5家企业，但在运的仅有一台。青海火电企业资产负债率接近90%，且处于连年亏损困境。大通电厂资产负债率98.7%，唐湖、宁北两座电厂负债率超过100%。

同样，自2017年至今，宁夏煤电企业也是连续3年亏损。数据显示，2017年宁夏统调火电企业亏损近24亿元，2018年亏损18.5亿元，截至今年上半年，亏损2.4亿元。

面对亏损，一些发电企业甚至断臂求生。比如，8月30日，国投电力发布《关于预挂牌转让部分子公司股权的公告》称，为推进实施公司整体战略布局，调整资产结构，拟转让6家火电公司股权。

值得关注的是，根据国投电力未经审计的官方数据，这6家火电公司截至2019年6月30日，资产总额为90.25亿元;2019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为24.2亿元，净利润为-0.43亿元。

申万宏源研究报告指出，国投电力预挂牌转让的是亏损、盈利能力差的参控股火电子公司股权。留存的控股火电项目大部分为大容量、高参数优质机组，盈利能力强且有望持续受益电力市场化推进。

电力过剩和新能源的挤压

根据国电电力上述公告，宣威公司生产经营环境持续恶化的主要原因是，受云南省电力产能过剩及煤炭行业去产能影响，该公司近年来电力负荷持续下降，入炉标煤单价逐年升高，加上2016年云南省下调燃煤发电上网电价等。

在电力需求方面，中国用电量增长不断下台阶。数据显示：“十五”期间增长13%;“十一五”期间增长11.1%;“十二五”期间增长5.7%;“十三五”期间规划预计增长3.6-4.8%。

在发电成本方面，煤炭是火电发电的主要燃料，但2016年以来，煤炭行业逐步落实国家“去产能”、“控产量”政策，从而抬高了煤炭价格。受此影响，煤炭价格中枢持续上移。其中，动力煤2018年均价647元/吨，中枢价格连续第三年上移。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下称“中电联”)指出，燃料成本上升和市场电量增加形成的双向挤压，使煤电企业经营压力陡增，五大发电集团首当其冲。

“随着电改不断深入，市场化交易电量不断增多，但在煤价高企和部分区域发电企业让利继续加大的情况下，火电盈利空间再受挤压，企业经营压力明显加大。”广东某电企一位高管在年初接受1℃记者采访时说。

自2015年中国启动第二轮电力改革以来，部分区域火电企业让利逐年增多。以广东为例，按节能低碳电力调度原则和优先发电制，A类机组全额消纳，不参与市场化交易。然而，随着广东电改的进一步深入，B类火电机组独自承担了市场交易让利的重任。

2017年，广东电力市场总成交量1156.6亿千瓦时，让利76亿元;2018年，总成交量1572.1亿千瓦时，让利103亿元。2019年，广东电力市场交易规模约为2000亿千瓦时，B类火电机组让利幅度将进一步增大。

值得关注的是，在能源清洁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能源结构不断优化，水、核、风、光、气、氢能、生物质等并举的“清洁大家族”正在崛起，这意味着火电生存空间将持续缩减。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根据中电联发布的《2019年前三季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仅为2857小时，同比下降48小时。其中，煤电(火电)为3260小时，同比下降了106个小时，其降幅在各发电行业中位居前列。

不过，中国“煤为基础、煤电为主、油气进口”的能源格局，煤炭、煤电仍属主体能源。中电联相关负责人此前介绍，煤电发电量占全国发电量的65%，长期以来在电力系统中承担着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应急调峰、集中供热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他认为，“煤电经营困难不但影响煤电自身环保、节能指标，也会对其他非化石能源的利用造成影响。”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向1℃记者分析称，解决煤电亏损需要从“市场煤计划电”和煤电矛盾的体制、机制性问题入手，统筹提出解决办法。

陈宗法认为，煤电企业要继续内强管理，外拓市场，通过科技进步、资本运作以等待转机外，还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府根据煤电新的战略定位，针对市场化改革过渡期、能源转型期，调整、完善旧的政策，出台新的有效政策。

中电联合会呼吁高度关注近期火电厂破产清算问题，建议尽快研究出台容量电价，建立容量市场和辅助服务市场，进一步理顺煤电价格形成机制，调动火电灵活性改造运行积极性，提高电网顶峰发电能力。